7月23日又將證明“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”。
無論英國前外交大臣鮑里斯·約翰遜（Boris Johnson）和現外交大臣杰里米·亨特（Jeremy Hunt）兩人中誰在那天當選，可以預見的是，英國馬上會誕生二戰后第11位來自牛津的首相。
實際上，這樣的趨勢從此次英國保守黨黨首及首相之位的10人角逐賽就開始了：在10人中，有7位是牛津大學畢業生。
而如果翻開將近30年前的牛津校報，恐怕看到的都正是首相爭奪戰中最熟悉的面孔：彼時的約翰遜正在競選牛津辯論社，環境大臣邁克爾·戈夫(Michael Gove)贏得了諸多辯論比賽，亨特正在掌管牛津大學保守黨協會(OUCA)——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也曾任這一協會主席。
從統計中可以看到，“辯論”和“牛津辯論社”是二戰后歷任首相和相位挑戰者們幾乎必備的上位履歷元素，正如英國保守黨前副首相赫塞爾廷(Michael Heseltine)所說的，牛津辯論社是“通向首相的第一步”。
而牛津辯論社所帶來的，并非是提升未來在英國下議院辯論時技高一籌這樣簡單的技能訓練。
英國經濟與社會研究理事會（ESRC）“變革歐洲中的英國”項目副主任阿什伍德（Simon Usherwood）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：對于想要從政的學生，牛津就是機會的所在地。對他們來說，建立社交聯系的價值要遠比你學到什么更加重要。
英國首相畢業院校及專業（不完全統計） 制圖：第一財經 高雅
然而，也正是這群牛津辯手和高材生，將英國拖入了脫歐大戲之中。這一次，牛津辯論社所賦予的辯論能力恐怕不能為嚴肅法條協商加分：脫歐談判是需要基于法律基石的，英國談判代表無法通過辯論技巧讓布魯塞爾方面妥協。而這些牛津辯手們，又將用自己的專業對抗技能，將脫歐中的英國帶向何處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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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法繞過的牛津辯論社牛津辯論社的設置，如同一個青少年版本的英國下議院：入社人員戴著白領結、黑領結，每個人都稱呼彼此為“榮耀的成員”。
在這里，贏得辯論的關鍵技巧不是讓觀眾沉迷于細節，而是學會用笑話來表達自己。幾乎所有有抱負的未來保守黨政客們都在牛津辯論社得到了鍛煉。
首相特蕾莎·梅出身牛津，不過從未贏得過牛津辯論社主席職位，但在1979年，她丈夫菲利普做到了。在梅讀書的時代，牛津辯論社還是一個迷戀辯論之人的小圈子，但伴隨該社遇到財務困境之后，牛津辯論社開始在更廣泛的學生群體中納新： 到了1988年，大約60％的牛津大學本科生都支付了60英鎊的加盟會費，而這一小眾場合，也開始承擔了復雜的英國上流社會社交功能。
1983年從伊頓公學畢業后，約翰遜來到了牛津。根據英國政治作家普耐爾（Sonia Purnell）所寫的《就是鮑里斯》（《Just Boris》）一書顯示，約翰遜來牛津有三個目標，“獲得一等學位、找到一個妻子并成為牛津辯論社主席。”不過他并沒獲得一等學位。
在彼時，大多數學生只有到達牛津后，方才知道牛津辯論社的存在，但約翰遜卻早就知曉了：他曾經經營過伊頓公學的辯論隊，他的父親老約翰遜曾經在1959年就讀牛津大學時就打算成為該社主席，雖然老約翰遜失敗了，但約翰遜卻不同。
在抵達牛津時，約翰遜已經配備了所謂英國上層寄宿學校所賦予的特殊親密網絡：普通英國學齡兒童每天與同學一起度過八小時，但是伊頓寄宿生卻一起生活，并且往往互相有幾代人的家庭關系。這意味著，當約翰遜來到牛津時，他已經認識了幾十個人，而一些來自各地學校的孩子卻誰都不認識。
“牛津數世紀積累下的名譽和其校友網絡已經成為一種循環。” 阿什伍德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，背靠牛津對其從政有積極影響，而這又吸引著想要從政的學生進入牛津。“想要得到那種機會的人會選擇牛津。”
在第一次競選中失敗后，約翰遜在第二年如愿當選為牛津辯論社的主席，他的技巧是：掩蓋自己的保守黨目標，同牛津大學內的社會民主黨結成聯盟，同時還啟用了民調手段?，F任美國共和黨資深民調專家的倫茲（Frank Luntz），彼時為他做了許多民調。
1985年進入牛津大學，同約翰遜曾經是好友和政治盟友的戈夫告訴約翰遜的傳記作者金森（Andrew Gimson）， “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辯論社的酒吧……他看起來像是一個善良的牛津角色，但他真的就像一只張大嘴巴的姥鯊在等著新手向他游過去。”
”我成為了鮑里斯（約翰遜）的傀儡，成為了崇拜他的選民。”戈夫說。